2025年，中国刑法学界继续大力推进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促进犯罪治理经验的理论化，推进政策研究与刑法学研究的积极融合前十证券公司，针对重大犯罪治理问题提出刑法应对策略，因应新型犯罪问题提出刑法应对思路，结合中国实际创新刑法学理论。
◀当前刑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寻一种既能有效惩治犯罪，又能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抗、促进内生和谐、推进社会发展的治理方案，解题思路之一是将兼具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慎刑原则”作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支点。
◀刑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有“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才能确立理论研究的本土化自觉。
◀面对科技的日新月异，刑事法治建设不能停留在存在论上去认识把握新技术，而是应秉持刑法基本理念，通盘考量、准确预判。
◀我国刑法学研究对外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合理借鉴域外刑法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为我国刑法理论发展提供有益助力。
我国刑法学研究的积累式发展，在本世纪走过四分之一部分的节点上，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体系，一方面根植于中国大地、始终以解决犯罪治理问题为己任，在应对刑事领域各类实体问题上实现了较为充分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针对世界范围内的新型犯罪问题，在人工智能、数据犯罪、滥用新型科技犯罪等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假以时日，中国刑法学理论势必成为引领全球犯罪治理的中坚力量。在继续大力推进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2025年，促进犯罪治理经验的理论化，推进政策研究与刑法学研究的积极融合，针对重大犯罪治理问题提出刑法应对策略，因应新型犯罪问题提出刑法应对思路，结合中国实际创新刑法学理论，是回顾一年刑法学研究进展的主要观测点。
在犯罪治理方面，中国绝对是世界各国中的领军者，社会安全感指数在人口大国中更稳居前列。对犯罪治理经验进行总结并予以理论化，是构建我国自主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一个重要命题，更是构建我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着力点。对此，高铭暄先生在《中国自主刑法知识体系的十个发展面向》一文中对中国刑法理论的自主发展进行了系统思考，提出宜优先处理好自主与自信、自主与开放、选边站队与学术自由、实用性与广泛验证、理论与实践、与时俱进与推倒重来、立法与司法、供需与改革、旧瓶与新酒、刑法学与外部关系这十对关系。在该文中他明确提出：“中国自主刑法学知识体系好不好，关键看实效。只有充满实用性的理论体系，才是实践所需要的，也是司法所尊重和当然推崇的。而且，只有真正有用与好用的理论，才能与实践形成相互反哺的机制，增厚理论的纵深度。”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承办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会2025年全国年会”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的刑法保障”作为主题。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贾宇在会议上提出，当前刑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寻一种既能有效惩治犯罪，又能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抗、促进内生和谐、推进社会发展的治理方案，解题思路之一是将兼具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慎刑原则”作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支点。此次年会围绕数据安全问题、民营经济发展、新时期社会治理、涉外刑事法治等领域的前沿问题展开讨论，具有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为洞悉、凝练我国犯罪治理的经验与模式提供客观参照，为完善我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源泉。
2025年出版的专著、教材也聚焦对中国刑事法治实践的经验总结并凸显了具有高度实践面向的知识创新。高铭暄先生主编的《中国刑法理论的体系建构》融汇了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立足于中国刑事法治实践与现代刑法理论，系统梳理并深度剖析了支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刑法立法、刑法解释、刑法学研究、管辖适用与反腐败等关键理论议题与实务焦点，旨在破除对域外刑法理论的路径依赖，搭建起根植于中国语境、回应中国问题的刑法学知识框架。高铭暄先生指出，“在新时代，犯罪治理的起点不再只是发挥刑法的惩罚作用，简单地试图消灭犯罪，而应当是全面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持续供给强劲有力的社会安全感，在充分兼顾安全与发展下，充分保障人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刑法治理中的具体表现。以人民为中心在犯罪治理上是辩证的关系，既要积极治理犯罪，也要保障人权，做好二者价值权衡。”有学者提出，“犯罪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中国犯罪治理现代化首先要着眼于中国国情以及犯罪发展的新态势，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参考国外犯罪分层治理的成功经验，积极实践探索治理犯罪的路径并在实践基础上尝试构建崭新的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学者立足本土意识就刑法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刑法理论界不断提出构建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具体方案的同时，一些教材也转变了编写方式，以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为蓝本，形成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着重培养刑事司法实践能力的知识框架。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刑法与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将教材编写内容全面转向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积极促进司法实践经验的理论蜕变。
2025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为贯彻这一基本刑事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在犯罪治理过程中采取系统均衡的理念，避免割裂、片面、机械地理解并施行该政策。8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中国犯罪学学会、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联合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国家治理学院和湘潭大学法学学部共同承办的“我国现代刑事政策和刑事政策学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湘潭大学举行。这次研讨会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正式提出五周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二十年之际召开，是首次由4个全国性法学社团联合举办，共同开展刑事政策学和刑事法学的跨学科研究，其指导和引领意义重大。此次会议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指明了我国现代刑事政策和刑事政策学发展的研究路径，对推动我国刑事法学与刑事政策学的一体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如何理解“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上，有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既不在于“宽”，也不在于“严”，而在于“济”，“济”是指正确地处理“宽”和“严”之间的辩证关系；无论是“宽”还是“严”，都是在刑法的立法和司法背景下讨论，因此不能脱离“严”而言“宽”，反之亦然。有学者提出了“刑事政策秩序化”命题，认为“在现代法治结构下，刑事政策的实施应当主要通过政策规范和法律规范两类基本形式加以展开，其中法律规范（包括立法规范和司法规范）应处于主导地位，政策规范则以阶段性、局部性调节为宜”。有学者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调法治、提倡和谐、重视人道，可推动我国刑事法治向着法治化、文明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应予以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未来要持续丰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优化刑事政策体系，推动刑事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转化，并在司法层面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合理把握宽与严的界限，保障政策实施的合法性、适当性，提高我国犯罪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有学者提出，有必要赋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以规范，宽以处遇”的新内涵，前者指实质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均应受到否定性评价，后者指犯罪处遇措施不应过度严厉而需尽可能宽缓；具体实现路径包括优化刑法实质评价、提升犯罪追诉能力并严格刑事执行、强化刑事诉讼沟通价值、平衡公益私权、确立分级处遇理念，以及立足体系化思维优化犯罪处遇措施。
一些学者从贯彻这一政策出发，就具体实践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例如，针对趋利性执法司法问题，有学者提出，应探索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对抗趋利性执法司法，在实体法层面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对抗入罪泛化，程序法层面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对抗程序滥用，对网络犯罪和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管辖权滥用最为突出的现象，应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确立最密切联系原则，抗制异地管辖权的争夺和滥用；执法层面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对抗罚没创收，对涉案财物的范围进行实质限缩。关于饱受争议的涉案财产处置问题，有学者认为，处置刑事涉案财产的关键是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确立相应的法律规则，首先要明晰涉案财产的法律属性，进而完善针对涉案财物的强制措施以确保侦查活动顺利进行，并建构针对涉案财物的保全措施来保障刑事裁判充分执行。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法学基础问题，有学者主张认罪认罚情节与刑法中具有“认罪”或“认罚”因素的量刑情节不存在竞合关系，不能片面适用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不予以从宽处罚。
刑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有“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才能确立理论研究的本土化自觉。
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暴力案件，有学者将发起、组织、煽动和实施行为作为治理重心，并重申了网络平台应当在必要、可能和可期待的限度内承担不作为责任。关于被害人众多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高司法机关于2025年相继出台了有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司法解释，学界分别就前述罪名与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竞合类型和处断原则进行深入探讨。面对涉及众多利益群体的网络黑灰产等违法乱象，有学者立足义务犯理论，依据行为主体对网络聚合危害结果同向推进的罪过类型，合理划定网络聚合犯罪的可罚类型、可罚状态与定量标准。
关于轻微犯罪治理，相关研讨可大致分为两类：协同化进路强调从立法、司法、执行、社会治理等方面实现轻微犯罪一体化治理，包括构建由刑罚、非刑罚制裁措施与定罪免罚组成的多元化犯罪法律后果体系；构建以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基础、前科消灭制度为保证、复权制度为核心的保障性制度体系；并同步优化相关程序机制，以及改变以监禁刑为主的传统执行模式。与之相对，审慎化进路以“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着力点，不主张对现行刑事司法制度进行大规模调整，而是根据轻微犯罪的类型化区分增加相应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2025年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后，刑法学者以此为背景讨论民营经济的刑法保护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实事求是地看待公司自治现状，将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制度、运行方式以及防范法律风险的有效性，作为对公司进行刑事归责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进而合理界定公司承担刑事责任的边界。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要防止以惩罚逻辑代替市场逻辑，这必然促使经济刑法的知识更新。由于经济犯罪大多为行政犯，其认定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有学者建议以功能责任论确定其归责根据，将法益恢复的努力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在具体个罪方面，有学者对“危害税收征管罪”一节的相关罪名进行体系解释，以厘清其定罪量刑争议，有学者则聚焦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出罪条款，对本罪进行目的限缩，并从结果限制的角度，将没有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代开行为排除在犯罪圈外。
关于民刑和商刑问题，有学者深化了研究范围，探讨担保贷款双重欺诈与犯罪的界限等前沿问题。有学者将“商刑交叉案件”分为刑事案件影响民商事案件定性的竞合型、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互不影响但有所关联的牵连型和民商事案件影响刑事案件定性的从属型三种类型，分别适用先刑后商、商刑并行和先商后刑的程序处理规则。有学者注重同业竞争在商事裁判中的特点，对新公司法背景下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入罪边界予以合理限定。在行刑关系领域，学界对“不能将行政不法等同于刑事违法”达成共识，但对行刑关系的理解仍有分歧。有学者在犯罪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关系上采取“质的差异说”，是否存在刑事违法性才是定罪的关键，还有学者以“量的区别说”划分非法集资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就行刑衔接而言，2025年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主办的“第二十三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所探讨的“生态环境犯罪”就涉及诸多行刑衔接问题。
2025年度对新兴领域犯罪问题研究，可从现象、规律、理念加以归纳：（1）关注数字时代的犯罪现象。在信息安全方面，有学者从立法论角度探讨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的刑事治理，建议设立故意违反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义务犯罪。有学者从解释论角度将涉及个人信息的轻微违法行为排除于犯罪圈之外，以期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平衡。在数据安全方面，我国已初步搭建起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的分层治理框架，有学者关注“用户行为数据画像”等新型隐私权法益的刑法保护；有学者着眼于侵害企业数据产品的犯罪治理；还有学者强调“公开数据”不同于开放的数据或公共数据，非法获取公开数据的行为可能涉嫌计算机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侵犯著作权罪。从研究视角看，既注重全景式研究，譬如将数据权利细化为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样态，以实现数据犯罪的类型化治理；也聚焦特定领域，如探讨环境数据的刑法保护。（2）归纳新型犯罪的迭代规律。在一些研究中，数字犯罪被视为网络犯罪的高级形态，犯罪的迭代升级引发刑事治理的模式更新，有必要对不同法益损害结果采用差异化策略：当危害国家安全时，刑法应谨慎介入；当损害数字经济时，刑法要推动“技术向善”，并保障数字平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当侵犯个人法益时，刑法应尽可能消除数字鸿沟对个人造成的不利影响。（3）把握发展态势的治理理念。面对科技的日新月异，刑事法治建设不能停留在存在论上去认识把握新技术，而是应秉持刑法基本理念，通盘考量、准确预判。以人工智能犯罪为例，有学者强调要避免陷入科幻法学的泥淖，对于以人工智能为手段的犯罪，要遵循传统刑法教义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犯罪构成要件；对于以人工智能为主体的犯罪，核心争议在于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独立的刑事责任主体。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财产犯罪研究“不只是解释论的问题，也是立法论的问题”，不仅要重新界定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和保护法益，也要重新思考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系、适时增加财产犯罪的类型，还要关注财产损失的判断标准，至于刑事立法应否仅规定行为类型而不设置数额规定，同样需要认真对待。2025年，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南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德日韩刑事法学论坛等研讨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产生的犯罪问题也进行了全面讨论。
与此同时，网络犯罪的裂变式发展已经引发世界各国关注。2025年10月，《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在越南河内开放签署，我国政府已签署该公约。该公约生效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也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已经展开相应研究。2025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与中国刑事法的应对”论坛，和多所法学院校、研究机构举办的“新时代刑事法治领域涉外执法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围绕该公约对我国刑事法制影响等涉外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对该公约涉及的刑事定罪范围和跨境取证规则等核心议题予以评析。
科学的方法论是理论建构的基石，而理论的成熟又反哺方法论自身的反思。2025年的刑法学研究立足于中国实际，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循序梳理、提炼其自主的方法论框架。有学者深刻解析了形式思维、价值思维、规范思维、类型思维和阶层思维，还系统探讨了语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类推解释方法，并对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当然推理和实质推理作了深度辨析。
关于犯罪化和犯罪概念问题，社会治理的实践动因促进作为最后防线阵地的刑法“前置”，罪刑规范的实体构造要求刑法坚守法的品格特质，由此形成刑法“前置”与“抑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刑法前置会表现为立法的预防性扩张，有学者建议以促进人之重大利益限缩预防目的、以比例原则检测刑罚限度、禁止超越人之不法、遴选适格性的重大风险行为予以禁止，从而避免过度犯罪化。对犯罪概念的理解离不开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解释。有学者立足行为规范与制裁规范的二元规范论，将但书解释为“行为违反行为规范的程度尚不足以发动制裁规范”，包括罪量未达到刑事可罚程度、违反行为规范的程度降低至不足以发动制裁规范、制裁规范的发动无助于国民形成遵守行为规范的动机、行为规范的效力已通过行为人的事后行为得到及时维护这四种情形。
围绕犯罪构成的争论，往往因前提不清而导致问题讨论的混乱。有学者区分了三种维度的犯罪构成，事实维度的行为构成是刑事诉讼过程中需要证据证明的事实基础，法律维度的法律要件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进而指导司法活动中犯罪认定的规范标准，理论维度的犯罪论体系为刑法学研究提供共同交流的平台。相较于旧有的犯罪构成之争，有学者以归责理论的改革作为重塑犯罪论体系的突破口，认为归责模式的重塑应以不同的义务类型为基础；归责的重心应从结果向行为转移，以契合现代社会的治理需要；归责判断的视野应向整体法秩序开放，结合社会子系统的正常运行、国家的适度干预以及变动中的社会文化观念等考量因素，合理划定义务的内容和作用范围。就归责与不法的关系而言，有学者借鉴私法领域的负担与义务之分，认为负担决定归责、义务决定不法，通过归责负担与刑法不法的区分，有助于解决原因自由行为、防卫挑拨、着手、实行、被害人教义学以及共同犯罪等基础问题。
在故意犯方面，有学者认为故意的认识因素取决于行为人对规范性事实的认识而非对构成要件的文本有认识，对规范性要素本身的认识错误是一种涵摄的错误，可能导致违法性认识错误但不影响故意的成立。有学者指出，违法性认识错误与违法性怀疑不尽相同，后者是一种介于有违法性认识和没有违法性认识之间相对独立的第三种违法性认识形态。在过失犯方面，有学者将过失犯的行为不法限定为行为人在事前视角下，即通过行为时的客观情境（诱因）能够认识到其行为可能侵害他人法益，却仍然违反采取必要措施或特定不作为的义务。此外，随着监督过失研究的深入，为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认定提供了有益标准。
就共同犯罪理论而言，有学者对仅共谋而未参与实行者被认定为主犯的相关学说以及成立条件进行梳理探讨，论证“共谋共同正犯”的存在依据，并试图以之为我国司法实践提供参考。有学者客观地揭示出区分制共犯体系不足以合理解释我国刑法第26条第3款的组织犯规定，建议以“整体—还原论”建构集团犯罪的共犯归责进路。
刑罚论问题一直是刑法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而2025年度的刑罚论研究颇为深入。就量刑研究而言，一是关注特定刑种的裁量，既有理论反思，也有实证研究。前者根据结构主义原理对我国罚金刑进行优化，主张建构自然人犯罪的日额金与单位犯罪的倍比制之双轨模式。后者揭示了无限额罚金刑裁量中的量刑偏差，旨在推动无限额罚金从粗放估算转向精确测算。二是聚焦量刑情节的适用。有学者认为，实务中对自首、立功等奖励型量刑情节的认定过于严格，为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应在责任刑情节、预防刑情节按序适用的基础上，通过缓和而非严格地适用奖励型量刑情节来降低宣告刑，使控诉和裁判活动充分展示司法的温度。有学者建议，通过利用共犯之间营造信息不对称、增设量刑优惠递减规则等措施，提高行为人的自首积极性。就行刑领域而言，刑事裁判中财产性判项执行难一直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顽疾，有学者以我国三地监狱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的改革实效予以评估，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随着我国刑事执行领域的不断调整、刑罚执行质效不断提升，刑罚论研究也将迎来一个高峰期。
盘点中国刑法学研究在202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欣喜，刑法学研究在犯罪治理领域不断深化，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一些青年学者不断脱颖而出，部分权威期刊也加大了对青年学者的支持力度。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刑事法学》全年转载论文总计转载156篇，青年学者论文占比46%。“八零后”“九零后”学者已经成为刑法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展望未来，在构建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目标的引领下，中国刑法学者将继续协力前行，不断推出更多具有解释力、影响力的学术作品，为犯罪治理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
（作者分别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法学院教授时延安；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王熠珏）
（来源：检察日报·理论版）
配资通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热点资讯
